诗词的精巧之处往往是无法言喻的。纵观古今文学作品，越是精妙绝伦的名句，越是难以用常规的赏析方式去生搬硬套。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强调“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然而王国维提出的“境界”依然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其核心大概在于作者所写，是否能让读者感同身受。面对写景的文字，读者必然不可能“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但有境界的诗词却能让人的脑海中自然浮出画面。“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把边塞夜景描绘得淋漓尽致，即便没有亲眼看见，脑海中也能浮现出连绵的山峰，高挂的弯月和被月光映成白色的沙漠。不仅如此，通过“雪”，“钩”的比喻，又能奠定出边疆战争时的悲凉的基调，埋下感情线索。又如书中举例“红杏枝头春意闹”，一个“闹”字即“境界全出”。无论是散文，油画等其他形式，都很难像这短短的一句诗那样把春天的生机表现得如此真切灵动。
王国维又提出境界也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有我之境”指描写的景物中包含了我的意志。书中举例“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但更让人容易联想到的是杜甫笔下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明明花鸟皆是令人容易感受到美好的意向，这里却是花开溅我泪，鸟鸣惊我心，“我”的意志将本应美丽的春色变得让人满目凄然，便是“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
书中的“无我之境”用的例子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虽然是“我”采菊，“我”见南山，但景物却不包含“我”的意志。又如马致远创作的《天净沙·秋思》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或者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即使“无我”，也未必不能让人感受到自己融入诗词中的感情。看完《竹里馆》，宁静平淡的感触就从心底油然而生，或许这感受正能让人窥见王维内心的一角，王维之所以被称为“诗佛”，从这首诗体现出的禅意便可见一斑。《天净沙·秋思》虽无直接的感情表达，但通过“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这些意象，也将情感自然地引向后文的“断肠”。从诗经到元曲，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所表现出的精妙之处，远远不是用写作手法可以概括总结的，可能这也是在评词时会使用“境界”这种抽象词语的原因。而“无我之境”下的诗词能流露出感情，也被王国维总结强调为“一切景语皆情语”，只是或明或暗，有深有浅。但其终究不是直接的情感宣泄，而是像陶渊明自己写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可见王国维提出的“境界”不仅仅限于对景物的描写，写景则使读者身临其境，抒情则让读者感同身受。
“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王国维非常推崇李煜的词，就是因为李煜的词改变了以往词的基调，从追求辞藻华美变为情真意切。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李煜在去当俘虏前，想到自己的江山家业将毁于一旦，未哭；在当俘虏前，祭拜祖先，未哭；教坊仿佛奏响离别歌曲，也未哭；却在见到宫女时哭了出来。这种行为不免会被后世嘲笑，会被认为没有男子气概，软弱窝囊。然而王国维认为这恰恰是最真实的感情流露，并评价李煜“不失其赤子之心”，李煜的词，贵在思维的天真，贵在感情的真挚。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上阙结尾明明是“不堪回首”，下阙却立刻开始写回首所思。“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国家破灭，身为俘虏，常人或是颜面扫地，羞愧到难以自荣，或是后悔不已，感慨自己未能守住世代传下的江山。而李煜竟感叹物是人非，又想起那些陪自己长大的宫女。而后便是自问自答，原来自己的忧愁如春水般不绝。“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李白笔下“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月与影是否有情，皆在我醉醒之间被定夺。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对于宇宙人生，和对待风月景观是相似的，先能观之，再能高之。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从主观埋怨写到自然规律，再到最后跨越时空的祝愿，由小到大，意境由狭窄变得开阔，难怪王国维对苏轼词的评价用一“旷”字。
王国维对辛弃疾以外的南宋词基本是不屑一顾的。他认为南宋词大多有篇无句，喜欢用典，强调技巧，少了北宋词的一份“真”。
究其原因，王国维是首个用西方哲学、美学思想来剖析中国诗词的人。他推崇叔本华悲剧的哲学观。在他看来，欲望，生活与痛苦是交织的。审美和艺术是一种短暂的解脱。而真正的解脱在于“出世”，不在于死亡。死亡只是求欲而不得。这种视角看待诗词，便更能理解所谓“无我”之境，所谓“出乎其外”。
所以对于王国维来说，即便南宋词的技法水平达到了词的巅峰，却也在同时让词这种形式本身走向末路，因为最终词已经开始雾里看花，更无法谈超脱了。但王国维在写人间词话时充满了强烈的主观主义色彩，他以批评南宋词为目的，以南宋词不如北宋词为基调，并没有对南宋长调作充分的探究。王国维强调“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但南宋长调字数颇多，不可能不铺叙，不可能不比兴。晚年王国维自己也在反驳《人间词话》，比如书中对周邦彦的评价很低，但后来王国维却评价周邦彦为“词中老杜”，足以表面他对很多词以及词人的看法评价都在发生变化。
王国维本身也是矛盾的集合体，他推崇西方哲学、美学，却反对西政；厌恶八股文对文人的残害，却为清朝的灭亡而感伤；既是充满感性的词人，又是思想深邃的哲人。
然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依然是开创了全新且富有价值的词评体系。抛开平仄、韵律来看，词是用来抒发内心所感的媒介。从李煜的赤子之心到苏轼的超脱物外，从红楼梦描绘的悲剧故事到张爱玲笔下的扭曲爱情，形式载体不断更替，作者的情感与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却能穿越时空，引得一声叹息，这是艺术真正价值所在。“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