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我与地坛》是在中学课本上，只有前两小节，当时更多的为史铁生面对生命困难的勇气和文章描绘的母爱所感动。再读《我与地坛》，才对文章表达的生命意义探寻以及精神力量有了多一点感悟。
文章用不同的人物故事来引出对于人类普遍命运的思索。“写作者，未必能够塑造真实的他人，只可能塑造真实的自己。你只可能像我一样，以史铁生之心度他人之腹，以自己心中的阴暗去追查张三的阴暗，以自己心中的光明去拓展张三的光明，你只能以自己的血肉和心智去塑造。”如此，《我与地坛》里的人物都有史铁生自己的影子，类似于康德所说的“先验自我”，有一个“我”的意识贯穿所有人物。比如说文中“最有天赋的长跑家”，因为政治原因无法受到社会平等的对待，而自己也是同样无法被社会认可，正如文章所写“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不过自己更是因为命运找不到出路。”长跑家每次无论取得什么样的成绩都会被人忽视，直到三十八岁破了纪录，才有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要是十年发现他就好了。又比如说文中漂亮却是弱智的小姑娘，她的命运与自己又何尝不像呢，自己也是“活到最狂妄的年纪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史铁生说“他人在我之中，我是诸多关系的一个交叉点，命运之网的一个结。”这些人物像是他灵魂的变体和拓展，是对于命运的窥视，是理解降临于全人类的普遍苦难的一个个节点。不幸、差别与苦难是永远要有的，而且总有人会接受更多苦难。“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氓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
至此，史铁生也超越了自身的苦难，把苦难赋予了象征意义，从个体上的“小我”转变为普遍意义上的“大我”，以此来面临哲学的一大终极问题，即生命意义的探求。正如文中写到的后两个问题“第二个是为什么活？第三个，我干吗要写作？”
一开始，史铁生对于“为什么活”给出的答案是写作，但是他随即发现自己总会有文思枯竭的时候，会有不被市场认可的时候，之后自己就会变成写作的“人质”，带来的就只有恐慌。所以他明白了，“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
但是，又需要重新审视“为什么活”的问题，或者说，如果找不到结论，这个问题还有意义吗?
史铁生在《山顶上的传说》里写“现代人得到一座别墅的幸福，不见得比原始人得到一块兽皮的幸福大；现代人失去一次晋升机会的痛苦，也不见得比原始人失去一根兽骨的痛苦小。唉，人类奋力地向前走，却几乎是原地未动。痛苦还是那么多，欢乐还是那么少，你何苦还费那么大劲往前走呢？欢乐不过总是在前面引诱你，而痛苦却在左右扎扎实实地陪伴着你，你为什么还非要走不可呢？”存在主义给出的选择是面向虚无和荒诞，进行绝望的反抗。史铁生在《山顶上的传说》里又写道：“抗争除去与困苦抗争，除去从抗争中得些欢乐，活着还有什么别的事吗?人最终能得到什么呢?只能得到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谁专门会唉声叹气，谁的痛苦就更多些；谁最卖力气，谁就最自由、最骄傲、最欢乐。”
存在主义认为,人的存在先于其本质。这意味着我们的自由意志和个人选择决定着我们的本质和生活方式。生命的意义源于反抗命运这一过程的本身，虽然反抗命运就像西西福斯不断地把巨石推向山顶那样徒劳，但人的快乐只可以在这徒劳中得到，人的意义只可以在这徒劳中获取，人类灵魂的强大只可以在这徒劳中彰显出来。就如同加缪得出的结论：“人一定要想象西西弗斯的快乐。”因为“向着高处挣扎本身足以填满一个人的心灵。”周国平在谈到史铁生的价值时也提到灵魂强大的征兆是为困惑寻求解答的勇气。人类的一切精神活动都是要在人的基本困境中寻求拯救之道。电影《闻香识女人》有一句著名的台词“灵魂没有义肢”，史铁生手下的笔，就是他灵魂的双腿，支撑着他精神上的远行。
地坛对于史铁生就是一整个世界，一开始是用来逃避现实世界的另一个世界，再后来是意识于混沌中醒来的世界。或者说，地坛是一种回到生命起点重新寻找方向的象征。对于其他人来说，地坛不过是一个老旧的园子，如今在里面连安静也寻不到了。所以史铁生说，不应该在地坛里寻找安静，而每个人都应该在安静里找寻属于自己的地坛。
“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
